《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

Sher-shiueh Li's Transwriting: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Late-Ming Jesuits

按耶穌會士蕭靜山（1855－1924）在《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河北：獻縣天主堂，1931）卷三所載萬曆年間傳教史事，當時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駐足肇慶，擔任傳教諸事，煞費苦心。初以言語不通，得于心者，不能達諸口，晉接往來，諸多困難；怠言語通達，尚須考求中國學問，經史之書，不可不讀，古儒今儒之學說，不可不知。幸利公以穎悟之資，而又濟以熱心毅力，不久，即能融會貫通，牢記不忘，即釋道之說，亦能窺其底蘊，然後從事講演，始覺裕如」。熟習明末耶穌會士東颺傳教史事的讀者固然對上述記載瞭然於胸，然細究其實，這段從語言習誦到能考求學問而後著書立說的過程，實則再現了始自中世紀西方博雅教育 （artes liberale） 的三門主要學科 （trivium），即藉由學習文法、修辭與邏輯而建構知識的過程。利瑪竇之後的幾位初代來華耶穌會士，如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1565－1654）、高一志 （AlfonsoVagnoni， 1566－1640）、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陽瑪諾 （Emmanuel Diaz， Jr.， 1574－1659） 等人，無一不是經過這樣的陶成訓練而後方能成一家之言。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科教育向為耶穌會士養成訓練重要的一環，由艾儒略《西學凡》（1623）、《職方外紀》（1623）、《西方答問》（1637）等書中可窺一斑；《西學凡》中由文入理悉之甚詳，文科首要學習「勒鐸理加」（Rhetorica），為其後所有高等教育的基礎準備，其四種細項乃「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國詩文，一自撰文章議論」，理科第一年學習的「明辯之道」乃指「落日加」（Logica）。綜上所述，西儒首先通達中文，使其口能達其心之所得，乃是實踐「文法」習得的過程；繼而考求學問，熟習經史與古今中儒之說，乃是實踐「修辭」的過程；最後融會貫通，甚至能窺釋道之說底蘊，乃是明辨，亦即實踐「邏輯」的過程。設若再從中擷精取粹，則從文法拓展到修辭乃為「譯」之所需，而從修辭延伸到邏輯則為「述」之所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