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與人本教育的相遇

一九九九年我在日本剛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正準備回台灣任教時，聽到了「九二一大地震」這個震撼的訊息，隔沒幾天依照原先的規劃回到台灣。當時由於各大學的建築系動員了所有的老師，希望協助災區災後重建的實質規劃工作，因此我也隨即進入災區，感受到了地震所造成的影響。由於受到地震重創的公共設施中，「學校」佔了大多數，而我個人在日本所學的專長之一為「教育設施規劃與研究」，因此當時在李其然先生的介紹下，認識了史英老師及人本教育基金會的許多夥伴們，共同參與了後續許多的校園重建工作；這是我與人本的第一次接觸。在地震發生後的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人本教育基金會很快地提出了具有理想性與開創性的《創造性的教育重建計劃》，這種理念與當時的政府制式地看待校園重建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就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對於教育界的擾動下，建築界也開始思考新的校園模式，致使出現了之後十分重要的「新校園運動」；那段期間可說是建築界與教育界一起突破困境，勇往直前的燦爛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