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暗房到明室：「流變為女人」，土方巽與羅蘭．巴特的感性部署和戰爭機器

From “Camera Obscura” to “Camera Lucida”: “Becoming-women”— Sensitive Arrangement and the War-machine of Tatsumi Hijikata and Roland Barthes

「舞踏是亞陶（Antonin Artaud）生命結束時的聲音。」二次大戰後，日本前衛舞踏家土方巽透過「暗黑舞踏」所激揚起的肉體改造與感覺革命，企圖構造肉身作為抗搏理性機構、復權人∕體本真的戰爭機器（war-machine），以引領人們飛掠日常政治編配秩序下遭斷裂、閉鎖的「非連續性」狀態，於持續的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中，不斷地重新啟動感覺板塊的滑移與重置。
如此的運動樣式同時受實踐於土方巽的舞踏及其諸多文學性作品中，並結合以超量翻摺、騰越、變形語言作為表現特徵的土方巽舞踏譜，成為日本戰後前衛運動渦流中一道異樣的速度和彈力存在。此「身體」與「語言」雙端平行編織為其整幅革命性行動中緻密的重層結構，復聚合土方巽與日本戰後前衛美術、設計、攝影、電影、文學等跨領域藝術界間的高強度際會，共同搭構作一組具戰鬥動勢的發聲的集體裝配（collective assemblages of enunciation），成為和他所主宰的表演作為一體的「肉體的叛亂」。
於土方巽「暗黑舞踏」所展示的肉體極限體操中，「流變」（becoming）成為了唯一可供定錨的不變項，換言之，舞踏即「蛻變」，即捕獲自由及「僭越」（transgression）。它始終在變態成「什麼」、「流變—他者」（becoming-other），那是場僅從屬於力量和強度（intensitiyes）的疆際漫遊。這種「流變—他者」的「非人」（inhuman），是女人、孩童，或動物及各式無機物質，是一個差異（difference）與生成的宇宙，其間沒有任何在上、在前、在先的優勢視角。它是去主格、去人稱、無（男）人、無際的陰柔流變，它便是「流變—女人」（becoming-woman）。此般女性特質所溢顯出的陰性勢能，一方面象徵著永恆的域外與異質，一方面則象徵著無盡受容、互滲的平滑主體性。「流變—女人」崩解了伊底帕斯（Oedipus）式的家庭結構，它轉變了政治的空間，並使欲望朝未來開敞，釋放出超越「人」的絕對權力。
而另一方面，我們亦可窺見相似的女性基調穿行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不同時期的各個位相，見其不斷地變換姿態、復返舊地，並成為女人的漂游形影。他將「女性」此一符號擺放於其書寫運動的主題位址，反覆展演露著一款遭引申、延異（différance）了的「平面性的死亡」——世界為之平面化、斷片化了，失去了歷史縱深與詮釋厚度，易言之，喪葬了象徵男性史觀的邏輯連續性和表意特權。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樣的陰性主體性成為巴特自展開其寫作活動之始便有意識選擇的政治位置及運動基調，其所有的文本均是斷片的，於此中，死亡平面所溢射出的切割線無縫不入，並不竭發揮著女性之物的閹割作用。
故就此一意義而言，本研究便是由創作論的視野出發，以羅蘭‧．巴特作為參照座標，嘗試於土方巽的「暗黑舞踏」中進行「尋找女性」這一命題之探索。而「明室」（La chambre claire）構成此間之重要內在意象，串織起巴特與母親∕巴約納（Bayonne）、土方巽與姐姐∕東北間這兩股異質運動性的時空回溯之流。透過交錯辯證，本文期冀深入討論舞踏的陰性主體狀態和一種「女性性」的時間（相對於男性線性歷史時間的一種循環流動的女性時間）及空間（平面性的、斷片的、閹割理性中心和邏輯連續性的非權力空間），並進一步撫觸「衰弱」此一同時滲融於二者竟生創作活動之底藴氛圍（從解除武裝到自我回歸）。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heme of “searching for femininity” in Tatsumi Hijikata’s “Ankoku Buto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ity, using Roland Barthes’s work as as a reference. “La chambre claire” illustrates an important inner image, connecting the two strands of memory flows—Barthes/mother (Bayonne) and Hijikata/sister (Touhoku)—together. Through cross-references and argumentations, this thesis delves deeply into the feminine subjectivity of Butoh., It considers and looks into feminine sexuality in Hijikata’s thinking about time as a cyclical, feminine timeline in contrast to a linear, masculine timeline, and views space, as a plain, fragmentary, non-power space that castrates logocentrism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The paperIt then goes onfurther to discuss the subject of “decay”—from disarmament to self-return—as a fundamental theme shared by Barthes and Hijikata throughout their life-long creative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