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适应论"及其超越— 对高等教育" 理性视角"的理性再审视

进人新世纪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985”工程建设、孔子学院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惑,最大困惑乃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引发了人们对大学行政化现象批判,并掀起了人们对“现代大学制度”探讨的热潮,最终“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成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要真正解答“钱学森之问”并不容易,因为其中牵涉到复杂的体制机制问题,当然还有观念转变和路径依赖问题,这就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此时一个“理性的视角”出现了(以下简称“理性视角”),它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传统上习惯于“适应论”逻辑,无视髙等教育的认知理性本质,从而陷人了工具理性的困境,产生了政治理性的错觉,面临着经济理性的抉择,巳走到实践理性极限,亟待回归认知理性,从而走出“适应论”的历史误区。[1]此论一出,即让人嗅到一股浓浓的学术争鸣气息,让人叹服其学术探究的勇气,同时也使人产生不少怀疑。因为该文所称的“适应论”所指乃是中国最负盛名的高教学家潘懋元先生的观点,“理性视角”的适当性也大可质疑,虽然它的确反映了部分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心声。但该文的判断与措辞还是容易引起争议,如一个最直接的疑问就是“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吗”。接下来的问题是:认知理性发展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吗?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高等教育本质究竟为何?“认知理性"是否代表高等教育活动的本质?“理性视角”能否超越“适应论”?这一切都促成了对“理性的视角”的理性再审视。